学界的传奇---从失学从军到著述等身的收藏大家

作者：林锐 《收藏与拍卖》2004年第3期

 

从昔日失学从军的少年成长为今天著作等身的学者，被广东学界后辈尊称为“贵老”的王贵忱先生，以其丰富的人生实践演绎了当代学术史上的一本精彩传奇。作为学者，贵老学问渊博，其涉治学范围及文献学、钱币学、金石学、书画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诸多领域，并且都取得独到的成果，其小传被收入《文献家通考》一书；作为一名收藏大家，其收藏与其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治学之余偶涉临池，便能卓然成家，其成就足以令今天许多以书法为业的人汗颜……贵老的这本传奇，以其精彩的情节和深邃的思想引人入胜，而对于收藏界的朋友来说，他的收藏自然是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

　　初夏的一个上午，在贵老简洁的新居中，贵老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进行我们之间的访谈：他对自己的事情谈得不多，而是不断地拿出自己的著作和藏品，让我自己去阅读，并强调要以事实说话。于是，我在这段时间里，不断地阅读着贵老的著作，也不断地阅读着贵老的人生。

　　贵老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视宦途为畏途，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研究却情有独钟，乐此不疲。古玺印研究专家叶其峰先生曾充满敬意地说：“这位老先生，把做学问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了。” 20世纪50年代以后，贵老经常出入书肆，搜购一些古籍、字画，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起初，他也是比较喜欢观赏性较强的作品，在前辈学者的熏陶下，才逐渐重视藏品的研究价值，并最终形成他的收藏特色，也为他的学术研究活动打下了基础。

　　50年代被打成右派之后，贵老不甘荒废光阴，因此便以过去得到的一批早期东西方火花藏品为基础，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于1962年撰写出这本最早的中国火柴工业史著作。文稿出来后，得到北方朋友的高度评价，天津的几个热心朋友更是自费为其用蜡版刻印行世。数十年来这本书虽未经出版社正式出版，但历经多次重印。张筱先生在1994年的重印说明中有中肯的评述：“时隔三十余年，这本小册子并非如编著者在‘编后记’中称之谓‘不成器的东西’。相反，经过时间检验，及在这几十年中，被发现出来的古花为资料所证实，所选辑之文字，均有详实的依据，具有相当的文史价值。” 其学术价值从中可见一斑。而在现在看来，这本书的意义还在于它体现了贵老治学的两大特点：独辟蹊径，重视文献与实物的结合。

　　独辟蹊径是指贵老治学的范围与角度往往是与众不同，能够在不少领域开风气之先。《中国早期火柴工业及其商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书被视为最早的中国火柴工业史著作。这本小册子虽然只有几万字，但却涉及到早期中国火柴工业方方面面的问题，甚至已经留意到“一盒火柴的文物价值”问题，这在当时是很有前瞻性的。近年贵老对龚定庵著作早期版本的研究、对戊戌重臣张荫桓的研究等，在学术界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一些前人已有研究的问题，诸如对《水浒叶子》、三孔币等的研究，贵老则能在广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新资料提出新观点，从而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我做研究，特别重视古器物与文献的结合。”这是贵老治学的另一大特色。他自述自己的治学方法：“事先根据自己占有的资料判断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吃透最重要的文献才开始写文章。” 几乎他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这种治学方法的产物。90年代初期发表的《从古代中外货币交流探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一文，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在该文中，贵老根据广东出土的三批波斯萨珊朝银币的特征，结合大量文献材料，论证了岭南地区从南朝至唐代期间曾是外国金银币的流通使用区域。而在此之前，广东文博界普遍只认识到这些外国货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遗物，而未能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使是一些简短的考证文章如《袁崇焕画像及轶事纪闻》等，也都是在搜集大量文献资料，结合新发现的实物而写成的。这些文章，充分展示了贵老对文献的娴熟使用和对新发现实物的研究价值的敏感认识。与此相应地，贵老尤其注重孤证不立、阙疑存异，务求在得出每个结论时都有充分的理据作支持。贵老的这种治学方法，明显受到清代考据学的影响。除此之外，贵老在做学问时还坚持不攘人之美，采书悉仍原文、注明出处等原则，这些也都是从考据学继承下来的优良学风。

　　正因贵老所写的文章都拥有充分的实物与文献资料，因此其行文简洁，少生枝节，说理心平气和，从容自若，不急不厉，不强词夺理，虽似信手拈来，却能切中肯綮，令人信服。这也形成了贵老独特的文风。根据这种鲜明的特征。我对一些贵老没有署名或者是联署的文章，如大德《南海志》、《屈大均全集》等书的前言等，就像其书法作品一样，一望而知是贵老的手笔。

　　在广州钱币学会编辑的《钱币纵横》第二期，重载了贵老一篇获得中国钱币学会最高学术成果奖的论文《张之洞创办广东钱局考略》，有一段编者按语可以让我们一窥贵老的学风：“多年来，王老先生仍数度重校增补资料，与博识之士研讨推敲，字斟句酌完善论文，谦虚严谨的治学风尚实乃泉界后学之榜样。”正是这种严谨的学风，使贵老的著作在全国多次获奖。别的不提，仅在中国钱币学会已经评定的三届金泉奖中，贵老一人就得到三项奖项。能获此殊荣者，除了贵老之外，试问当今之世还有几人？

　　贵老治学的这一特点引出了其收藏的最大特点：就是收藏为研究服务，重视藏品的研究价值。除了《中国早期火柴工业及其商标》之外，贵老近年出版的两本重要著作《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和《曾国藩未刊书札》就是根据其藏品整理而成的。为了更好地支持其研究，他在收集时尤其注重藏品的系列性。他从事收藏活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其学术研究提供基本的实物资料。例如，为了研究清代金石学，几乎每个稍有名气的清代金石学家的书札他都有收藏；为了研究龚自珍，他收集到的龚自珍的著作版本在当今是最为齐全的，其中的《定庵先生年谱》是龚自珍的第一个年谱的唯一木刻本，而且是用洋红印成的样本，堪称孤本。为了研究古钱币，他收藏的中国钱币文献几乎涵盖了目前已知的钱币学著作，被认为是我国目前最完整的一份钱币学著作专藏，其学术价值、文献价值不可估量；他所集藏的罗振玉的遗墨也是最具规模的……

　　与其收藏有关的，贵老还有一门绝技，就是古籍装裱。他拿出一套刚刚用“金镶玉”装裱好的《半峰录》，是明代高僧德清的序文，万历四十五年刻本。精致的装裱工艺让人无法相信是出自如此高龄的老人之手。一向谦虚的贵老在这时却以调侃的口气说：“在广州裱书，我说第二，没人敢称第一。”我想，在这句话的背后，正好透露出贵老对其藏品的高度爱护。

　　在他的文件夹里，我看到了他的几件捐赠清单。最早的一张是1963年的，当时已被划为右派、遭受降级处理的贵老买到上半部明版《周易程朱传义》，而他得知中山图书馆正好藏有这套书的下半部时，他毅然将这半部书捐给中山馆，以成完璧。另一张是1982年把一批清代学者蓝鼎元的著作捐给汕头市图书馆的。还有一张是1989年的，他把包括袁崇焕画像在内的一批袁崇焕史料捐赠给东莞市政府。除此之外，他还于1990年将他精心保存的三百余片带有文字的南越残瓦捐献给广东省博物馆。他已提出将所珍藏的一系列龚自珍著作版本捐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在1999年底将数百种、600多册历代钱币学著作捐赠给中国钱币博物馆。这批藏品，花费贵老近半个世纪的心血和巨大的财力。光是一本清代的《钱币刍言》，他从50年代搜求到1998年才如愿以偿；清季出版的几本小册子，便换去一幅唐云的绘画，外加几千元人民币。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一方面是对藏品的精心呵护和痴迷，另一方面，贵老却如此大方，从不藏私。收得如此辛苦，却捐得如此痛快。其原因何在？“藏书不过三代”，与其最终散轶，不如早点捐给国家。这是对捐赠行为最为普遍的理解。但对于贵老来讲，这种看法至少是片面的。1999年12月31日《金融时报》有关贵老捐赠的报道《心愿在新世纪前实现》中的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捐赠动机：“鉴于历史上藏书家的收藏最终大多流散，王贵忱认为，只有化私为公，将这批书捐献给国家，捐献给社会，才能充分保证这个专藏的完整，使自己的心血得以保留，为更多的人利用，推动钱币学的发展。”

　　贵老的可居室，是大家颇为熟悉的室名。而他的另一个室名“越礼在斯堂”，却是很少被提及的。

　　20世纪初，广州东山龟岗一带因修建广九铁路而出土大量带有文字的残瓦，经当时的学者考证，断为南越国时期的遗物，由此而掀起搜集和研究南越瓦文的热潮。但由于时世变迁，很多资料已经佚失。50年代以后，贵老陆续从温丹铭、黄文宽、卢子枢等先生那里得到一批实物和研究资料。对原始材料特有的敏感和眼光使他马上意识到对这些材料的重要性，认为从中可以得知南越国的一些典章制度，因此仿效罗振玉先生的“殷礼在斯堂”的故实， 而自命室名为“越礼在斯堂”。对其整理和研究，也成了他最大的一个心愿。1990年他将精心保存的三百余片残瓦捐献给广东省博物馆。在自己年老多病的情况下，借着去年省政协举办“广东历代书法展览”的东风，他又毫无保留地将所有文献资料转赠给其友人林雅杰先生等人整理，《南越陶文录》一书终于出版，了却他的一大心愿。

　　“越礼在斯堂”反映了贵老对南越瓦文的重视和珍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还寄托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贵老对岭南文化和广东人民的深厚感情。1949年，贵老随南下大军进入广州城，从此便在广东定居下来。“我是吃广东人民的饭长大的，因此我一定要报答。”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语道出了贵老为人的一个特点：知恩图报。因此，在他的研究和收藏当中，广东题材一直是他着力最多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非常重视收集、整理广东地方文献”。除了南越陶文之外，贵老在这方面尤为值得称道的工作还包括对张荫桓和屈大均等粤人著作的整理与研究。

　　南海张荫桓是戊戌变法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曾经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但一直以来学界对他缺乏应有的重视。从书友处换到一批包括张荫桓《戊戌日记》书稿在内的近代史资料，使贵老开始了对张荫桓的系统研究。他一方面对日记进行整理、注释，一方面搜集张氏的其他原始资料，在《学术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来又整理出版了《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一书。在他的影响下，张荫桓的历史地位才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散失在多个地方的其他两本张氏日记也已被北京的学者整理出来。

　　屈大均是清初最有气节的遗民之一，其著述丰赡，但因其反清立场而被列为禁书。贵老对清代禁书颇有研究和收藏，屈大均的著作便是其中的重点。在李一氓先生的支持下，他和欧初先生领衔负责了《屈大均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而贵老是实际操办者。经过多年的努力。汇集了屈大均现存全部著作的八卷本《屈大均全集》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并获得了广东省第六次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贵老所撰写的长篇前言详尽地介绍、评述了屈大均的生平与思想，是当代研究屈大均的一个重要成果。

　　贵老在50年代初期曾在粤东交通银行、汕头建设银行任职，他的夫人又是潮阳人氏。因此他对潮汕地区的感情尤为深厚。在潮州工作期间，他就非常留意潮州城砖铭文的收集。80年代初期，受李一氓先生委托，在吴南生先生的支持下，他负责主持整理了《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开创了古籍整理的一种新方法。他还收藏了清代福建学者、雍正年间曾任普宁、潮阳两县县令的蓝鼎元的几乎所有著作，认为蓝鼎元是继韩文公之后对潮汕文化影响最大的人物，为此，他曾专门在《广州史志》上连载《鹿洲史志文萃》。

　　在他的藏品中，比较引人注目的还包括清初廖燕的《草书诗卷》，这是这位清初岭南名家目前所知的传世的唯一件书法作品，而贵老是以李可染等当代名家的画作交换得来的。在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任职期间，他还主持整理、出版了传世最早的广州旧志大德本《南海志》残本，实现了陈垣先生等前辈学者的遗愿。此外，他还藏有包括林伯桐、黄遵宪等在内的一大批粤籍名人的书札、手稿，是广东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知恩图报的为人还体现在他对帮助过他的前辈学者的态度中。50年代初期，年轻的贵老在津门邂逅著名的版本学家周叔先生，翁因此成为贵老初涉版本学的启蒙业师。在其后的治学、收藏生涯中，贵老还得到了商衍鎏、于省吾、魏建功、容庚、商承祚、潘景郑、戴葆庭等一大批当代名家的指点。在与前辈名家的交游当中，贵老以自己的天赋、真诚和勤奋赢得了大家的赞许，因此，很多人与他亦师亦友。这无疑是贵老成功的重要因素。而贵老每提及这些师长，感激和尊敬之情溢于言表。对于自费为他出版《中国早期火柴工业及其商标》一书的几位先生，贵老至今仍念念不忘。去年是贵老的老朋友汪宗衍先生逝世十周年，贵老觉得应该为老友做点事情，因此编印了一本《汪宗衍先生书简》。其时他虽然抱病在身—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从那一篇无法写得完整的跋语中感受到他的力不从心—但贵老仍坚持亲自完成这项工作。

　　贵老从前辈那里得到的无私帮助，又回过头来无私地帮助年轻一代。台湾学者杨晋龙在2000年到广州进行学术考察时，曾拜访了贵老，观赏了贵老收藏的名家书札，贵老还慨然应允他们关于出版其藏品的要求。回台后撰写了《世纪之交广州学术考察记》。在文中，他颇有感触地说：“王贵忱先生是我们此次考察的奇迹……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像王先生这样的前辈学者，没有学历，全凭自修而拥有如此丰富的学识，以及如此用心于文献资料的收藏。”对贵老不藏私的品质尤为敬佩。前面提到的贵老将南越陶文资料赠给友人研究的做法，也正是贵老的一贯作风。对身边的年轻人，贵老更是爱护有加，尽其所能加以扶持，经常以自己的藏品相赠，甚至给予经济资助。

　　对于这一点，贵老很坦诚地承认自己受到了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并恪守着儒家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在前辈学者中，他尤其敬佩罗振玉，认为罗氏不但学问渊博，而且道德高尚，从不人前人后讲人是非，妄自尊大。

　　行文至此，我想，或许正是像贵老和他的师友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钟情和自觉的传承，我们民族的血脉才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他们保存下来的不只是古籍、书画、古玩这些有形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时还保存了中国其他的优秀传统。

　　随着岁月的推移，贵老最大的心愿是尽快把手头的资料整理出来。对一位76岁高龄的老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在这里，我除了祝愿贵老健康长寿之外，还希望大家能让老人家多点时间休息，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我还希望，那套搁置了十余年的贵老专题藏品集《金石家翰墨》也能早日付梓，以了却老人的一大心事。

 

北有王世襄 南有王贵忱

———记岭南著名文献家王贵忱 来源于：中山商报 2008年3月17日 第 937 期 B4版

敬告：本文版权归中山网所有，转载时请注明出处，必须保留网站名称、网址、作者等信息，不得随意删改文章任何内容，我社将保留法律追究权利。 Http://www.zsnews.cn 我与王贵忱的交往 我与王贵忱的相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那时20岁的我跟随恩师余鞠庵先生学艺，一次在陪同恩师到广州参加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研究馆）年会的时候开始与王贵忱相识。王贵忱与恩师的交情颇深，经常有书信往来论艺。后来，在我1985年考进广州美院读书的时候交往便多了起来，当时自己想多学一些课外知识，而且由于星期天不能经常回家，所以一有空闲时间就会跑到王贵忱先生位于文明路三楼的“可居室”，去聆听王贵忱的教育，那时候他的家不算大，三室一厅，书房与客厅满屋都是书，在光线不大充裕的客厅里，靠窗边的地方放着一张很大的案台，台上堆叠着厚厚的书，其中大部分是史料的，也有王老自己整理未付印的稿本。我每次去的时候王贵忱都会教我一些文献史料、书画鉴定、友人交往、处世之道的知识，因此每每让我受益良多，学到了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而且，像他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每次看望他之后，在依依惜别之时，王贵忱总是将我送到楼下，使自己受宠若惊，深感汗颜。 魁奇之士  醉心文献 在为人之道上王贵忱身教言行，他对所有的人都是以诚待人、谦让有礼，自己亦谦逊好学，不论是否身处逆境。在1957做“右派”的时候，他被降级处理，住在只有四平方米的旧房中，但生性通透的王老毫无懊丧之心，一如既往地读书研究。还是到1994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表彰他对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时候，王老始终都是保持着那种修身自学的良好心态，因此书斋“可居室”之名就是始于被划为右派之时，取“随处可居”之意。后来，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金明曾为他题字“随处可居，敬业不已”，这是对王贵忱这种洒脱人生态度的最好注释。 在现今文献学界，通常有一个“二王”的说法———“北有王世襄，南有王贵忱”。生于1928年的王贵忱先生，辽宁省铁岭县人，参加八路军随四野转战留居广东。解放初期为粤东交通银行经理、汕头地区建设银行行长。1978年后任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88年受聘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并为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广东省钱币学会副会长。离休后，现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学术委员等。 被潘景郑先生誉为“魁奇之士”的王贵忱先生，一生自学成才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著名学者，数十年间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研究涉及古文献、古钱币、金石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书画艺术等多个领域，对清史和宋史的研究尤为专注，并对某些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王老自少年时代即爱好书法，在启蒙老师张日宣、杨宝田先生的指导下，曾得识铁岭名人陈德懿、赵炳如等前辈。在他们的影响下，治学之余，寄情翰墨，临池不辍，尤精于行书、小楷，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是一名典型的学者书家，其作品具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在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文献家通考》一书共收录了1600多位从明清到当今的文献家，而王贵忱先生是唯一在世的一位。 王贵忱在自学的过程中得到了潘景郑、商衍鎏、魏建功、于省吾、容庚、商承祚、戴葆庭等一大批当代名家的指点，王贵忱每提及这些师长，感激和尊敬之情溢于言表。在与众多学者交游中亦师亦友，与周叔弢、李一氓、于省吾、容庚、商承祚、魏建功、潘景郑、萧殷、李可染、谢稚柳、唐云、赖少其等一大批当代文化界名流之间的切磋交往中留下的大量书翰，而这些书翰更是我们研究当代学术的一座有待开发的宝库。 治学严谨  敬业不已 王贵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研究情有独钟，乐此不疲。古玺印研究专家叶其峰先生曾充满敬意地说：“这位老先生，把做学问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了”。在上世纪50年代，王贵忱经常出入书肆，搜购一些古籍、字画，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之初他也是比较喜欢观赏性较强的作品，后来在前辈学者的熏陶下，才逐渐重视藏品的研究价值，并最终形成他的收藏特色，也为他的学术研究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重古器物与文献的结合是王贵忱治学的一大特色。上世纪90年代初期王贵忱发表的《从古代中外货币交流探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一文，是其代表性作品。王贵忱根据广东出土的三批波斯萨珊朝银币的特征，结合大量文献史料，论证了岭南地区从南朝至唐代期间曾是外国金银币的流通使用区域，充分展示了王贵忱对文献的熟知和对新发现实物的研究价值的敏感认识，与此相应地体现了王贵忱注重孤证不立、阙疑存异，务求得出每个结论时候都有充分的理据作支持。王贵忱的这种治学精神，明显受到清代考据学的影响。除此之外，王贵忱在做学问时候还坚持采书悉仍原文、不攘人之美，注明出处等原则，这些也都是从考据学秉承下来的优良学风。 由于养成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使王贵忱的著作在全国多次获得奖项。在中国钱币学会已经评定的三届金泉奖中，王贵忱一人就得到三项奖项。在研究史学中，王贵忱很注重对象的个人品行，对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如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八卷本的《屈大均全集》。屈大均是清初最有气节的遗民之一，其著述丰富，但因其反清立场而被列为禁书。王贵忱对清史和文献颇有研究与收藏，屈大均的著作便是其中的重点。后来在老革命家李一氓先生的支持下，他和欧初先生领衔负责了《屈大均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而王贵忱是该集主要编撰者，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出版，并获得了广东省第六次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曾国藩未刊书札》是最近王贵忱出版的一本研究曾国藩的书，这套书成为研究曾国藩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套书札的价值也今非昔比，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当时研究曾国藩的人甚少，此批信札，从自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十年，是曾国藩晚年最后十年中之遗墨，是李瀚章编辑《曾文正公全集》时抽出未刊之信札藏件，是广州文物总店的旧藏价值六万元，王贵忱为了研究曾国藩史实，但又拿不出巨款购买，只有忍痛割爱，将自己珍藏时值已达二十余万元的徐悲鸿手卷将书札换回，成为当时文献界的佳话，王贵忱不会因为学术界不重视曾国藩而放弃研究与收藏。 80年代初期，受老革命家李一氓先生委托，在省委书记吴南生先生的支持下，王贵忱负责主持整理了《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多年来他默默地注书多部如：《龚自珍诗文集早期刊本述闻》、《可居题跋》、《可居题跋二集》、《可居题跋三集》、《李可染及其艺术成就》、《关于黄宾虹铃赠高奇峰印谱》、《胡正言所刻图书简述》、《黄文宽印谱序》、《黎雄才画集·序文》等等。 优良学风  受人景仰 在2000年台湾学者杨晋龙先生到广州进行学术考察时，曾专门拜访了王贵忱，观赏了他收藏的名家书札。杨晋龙先生回台后撰写了一篇《世纪之交广州学术考察记》。在文中他颇有感触地说：“王贵忱先生是我们此次考察的奇迹……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像王先生这样的前辈学者，没有学历，全凭自修而拥有如此丰富的学识，以及如此用心于文献资料的收藏。” 从我邑著名诗人刘逸生先生的赠诗中对王贵老收藏、人生、治学生涯尽现其中，诗文如下： 铁岭珠江路八千，回首华发忽盈颠。荷戈岂信横中夏，可隐何妨号谪仙。宛委珠玑真事业，羽陵光影旧因缘。访书西谛谁能读，却后人问赖有贤。 君弱冠从军，随四野转战至粤留居，至今四十余年，家中藏书及古泉币等文物甚富，对龚自珍著作版本收罗至夥，撰作亦丰，又有《可居室题跋》等集。贵忱先生雅正。刘逸生，九五年六月八日。 在我与王贵老多年的挚交中，我十分敬重王老的高尚品格及为人之道，他数十年来还一直保持着那种严谨治学态度，对待朋友数十年如一日，不会因地位和名誉的到来而改变对朋友的情谊，从与王老那里也使晚辈如我学会了不少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那种学习精神与谦逊的君子之风，正是自己毕生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