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学者之所以画品出众，一则他们学识修养深厚，广闻博识，容易把握千状万态、纷繁复杂的世间事物中美的一面，因而能立意不凡，一则他们能脱离功利，直抒胸臆，书以自娱，所以在这个艺术天地中获得极大的自由。
　　记得恩师余菊庵先生在教导学生时一直强调做学问先做人，人品高学问才能高。书画功夫在于外，但现在很多人脱离了学画的初衷，把书画作为一种敲门砖，这些所谓“大家”亦难以在艺术上有所成就，其作品也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近年在整个拍卖市场上著名学者的书画作品在不断上扬，虽然他们并不是专业书画家，但其作品却深受藏家热爱。中国书画在元代之后以文人画为主流，寄情于书画的文人雅士，他们的作品在于书画之外的修养与品行。早在唐代，张彦远便在《历代名画记》中曾说“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称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残之所能为也”，提出了画品决定于人品的观点。到了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说得更为明确：“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迹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在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在郭若虚看来，人品与画品是不可分离的。文人学者之所以画品出众，一则他们学识修养深厚，广闻博识，容易把握千状万态、纷繁复杂的世间事物中美的一面，因而能立意不凡。一则他们能脱离功利，直抒胸臆，书以自娱，所以在这个艺术天地中获得极大的自由。在文人中作书画而成为大家的，从汉代起就不乏其人，著名的有如：张衡、蔡邕、嵇康、王義之、顾恺之、王微、陶弘景、王维、苏东坡、赵孟頫、文徵明、郑板桥，到近代的弘一法师、启功、季羡林、饶宗颐、商承祚、王贵忱.莫仲予.徐续等等，他们的文学诗词及其学术方面都是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他们明白到自己是文人，却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书画家，只不过是将书画作为消遣自娱所罢。就算流传千年的名帖“兰亭序”只不过也是王義之在一次兰亭雅集即兴文稿也，恐怕连他死后也没有想到该帖会成为传颂至今的书法珍品
　　唐代张璪的《历代名画记》中有句名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将心作为艺术之源。“画品如人品，字如其人”中国书画在审美评论是多以此为标准，昔秦桧、严嵩、汪精卫也是书家，但其人品之劣所不为人称道，就算放之殿堂之上也要将其去之。名与利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的追求，但往往有些人适得其反，追名者而名与其越远。而德高望重的学者能够静下心来，潜心研究学问，而名反而向他们靠近。其实名与利是社会给予，不是自己索取。
　　我记得恩师余菊庵先生在教导学生时一直强调做学问先做人，人品高学问才能高。书画功夫在于外，但现在很多人脱离了学画的初衷，把书画作为一种敲门砖，这些所谓“大家”亦难以在艺术上有所成就，其作品也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中国书画历来是文人作为提高自己文化素养和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他们大多寄情于书画，以抒发胸中情怀，笔墨随意没有一点矫揉造作，脱离了一般画家的俗气、霸气、火气。像弘一法师的作品，没有他这样修行人，焉能写出如此精绝的书法？他的书法全无火气、炉火纯青，带有一种佛家脱俗之气，就算一个心浮气躁的人见到此书犹如见佛一样，使你心平气和。所以，中国书画和西洋画的审美是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以修养品行融于画内，后者以激情流露于画外，这就是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审美区别。 
        最近在“南海一号”宋代古船面世之际，媒体就此事采访了英国牛津大学的资深教授，著名东方艺术学者michael.sullivan（译音：苏立文），他谈到“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最光辉灿烂的，因为它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内涵，非常精致优美。直到现在，西方还没有任何艺术形式能够与之媲美。书法还展现了中国人非常崇高的理想空间和思维方式。”
　　近期在广东已经全面开展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把它作为一门课程。我想，提出这一设想的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先生并不是想我们每位学生都来当书法家，而是希望学生通过对书法的学习，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高个人的品行、修养和审美能力。
　　在唐代评论书画已经有神、妙、逸之分，把个人修养与之结合，试想如果一个品行不高的人，其书画何来高呢？在书画名家余菊庵先生《论画绝句示门生》八首诗中第一首是这样写的：前贤作画志终身，耐得辛勤耐得贫。默默不求时辈誉，飘飘风格出人群。
　　所以学者墨宝能深受藏家的喜爱关键在于画外，而且当今的藏家中有不少也是有识之士，他们除看作品的技法外，更加注重作者本人的人格和涵养，这个也是作为一件传世作品其附加值高低不可缺少的内涵，也是体现藏家对藏品收藏趋向成熟的一种表现。